虽然最近的头条新闻集中在唐纳德·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产品征收关税上，但该国零售商也在考虑

2他威胁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额外关税可能产生的影响。

这可能会影响在海外生产产品并在边境以南销售的加拿大品牌。其中包括 Groupe Dynamite、

Aritzia、Lululemon 和 Canadian Tire——所有这些品牌都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被问及关税威

胁。 

Groupe Dynamite 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卢特菲 (Andrew Lutfy) 在最近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我们知道今年第一季度将会出现转型，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不会透露具体比例——

但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将更多生产迁出中国。” 

总部位于蒙特利尔的服装公司 Groupe Dynamite 自 2007 年以来一直在美国扩张，根据其最新的

投资者介绍，该公司在边境以南拥有 109 家 Garage 商店和 5 家 Dynamite 商店。

公司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以外并不是什么新趋势。多年来，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特朗普首届政

府期间开始征收的关税在其继任者乔-拜登（Joe Biden）的领导下得以维持。

这促使企业制定搬迁计划，而且最近这一进程还在加速。例如，鞋履制造商 Steve Madden表示，

计划将其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减少 40%，高于之前 10% 的目标。

正如加拿大政府对中国电动汽车、钢铁和铝征收关税以应对中美贸易限制一样，不断加剧的地缘

政治紧张局势也促使加拿大企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贸易律师、McCarthy Tétrault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约翰·博斯卡里奥 (John Boscariol) 表示：“加拿

大商界看到了这些信号，他们意识到将大部分供应链放在中国会带来潜在的弱点。”

强迫劳动是另一个因素

除了关税威胁之外，企业撤离中国还受到对强迫劳动的担忧。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新疆地

区存在侵犯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而新疆是棉花和其他商品的生产中心。

随着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保护法》的通过，企业现在面临着某些商品在边境 被扣留的风险，并

被要求证明这些商品不是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

“你们已经遇到了正常的强迫劳动问题，然后又遇到了中美之间的争端，”卡尔加里的加拿大西部

基金会贸易总监卡洛·戴德说。“这就是企业突然采取更极端或更特别的措施的原因。”

加拿大服装联合会执行董事鲍勃·柯克 (Bob Kirke) 表示，成本可能也是导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之

一。他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这是非常直接的原因。”

加拿大轮胎公司（同时拥有国际品牌 Helly Hansen）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Greg Hicks告诉投资者，

仅今年一年，就看到中国以外的原产国采购出现了“大幅转变”。

希克斯在秋季表示：“就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任何类型的贸易升级而言，以及仅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对

我们有何影响，我们现在所处的风险比去年同期要小。”

总部位于温哥华、在美国发展迅速的零售商 Aritzia本月表示，自 2016 年公司上市以来，该公司

一直致力于“系统地实现生产多元化”。 

首席执行官 Jennifer Wong 在回答分析师关于关税的问题时表示：“我现在可以说的是，我们的绝

大多数产品都是在中国以外生产的。” 

另一家温哥华品牌 Lululemon 也告诉投资者，其在中国的“曝光率非常有限”。

该公司首席财务官梅根·弗兰克 (Meghan Frank) 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我们从中国外包

了大约 3% 的商品，因此在中国的风险敞口相对较小。”

理清供应链

鉴于中国作为供应国的主导地位，企业可能很难完全摆脱其供应链与中国的联系。

加拿大服装联合会的柯克表示，加拿大不仅在纺织品生产方面实力雄厚，而且还能生产制作服装

所需的所有精细部件，从拉链到衬里到背衬。 

柯克表示：“还有其他（制造）选择，但要确保能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是很有挑战性的。” 

卡尔加里珠宝设计师梅丽莎·维克多 (Melissa Victor) 对此表示同意，她所用的材料包括批发珠子、

凸圆形宝石 和水钻带。

“如果我试图[完全]采购非中国制造的东西，这些货架就会空空如也，”维克多指着她位于市中心的

本土珠宝品牌 Kwósel 办公室里的一面物资墙说道。

加拿大西部基金会的戴德表示，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中国制造商已在东南亚各地投资

了供应链。这意味着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可能无法解决问题。

戴德说：“即使你试图逃离中国，你最终也只会遇到中国。”

随着北美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戴德表示，他将关注加拿大是否为试图退出该国的公司提

供任何形式的援助。例如，日本政府甚至向企业支付费用，让其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回日本或东南

亚。

“这可能并不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他说。“但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更多创造性的措施来帮助那些需

要离开的公司实现转变。”